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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称广州人比深圳人少赚两千多花四千
新闻来源:新快报[微博] 新快报 陈红艳 董芳 夏世焱    点击数:1963    更新时间:2014-01-07 08:11:54    收藏此页

采写:新快报记者 陈红艳 董芳 夏世焱 通讯员黄爱成


广州人每年花的钱比深圳人还多;三十多年前,广州人均住房面积还不足4平方米;市民购买书籍等攀比度小的商品比重越高,给社会带来的幸福就越多;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中,80后新生代农民工所占比例高达64%……这些研究成果,都出自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持撰写的《珠三角区域发展报告(2013)》(下称《报告》)。这是该中心第二年发布该报告,持续为珠三角经济和社会转型“把脉问计”。


【关于住房】


三十年前人均住房不足4m2


改革开放前,中国城镇住房严重短缺,《报告》以广州的人均居住面积为例指出,1976年为3.65平方米,1979年为3.8平方米,可谓“窄得可怜”。


而广州市2007-2008年的城市低收入住户困难家庭住房状况调查发现,有77177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这些家庭户均住房面积为31.75平方米,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均值为9.35平方米。故城市保障住房的建设显得尤为紧迫。


截至2011年底,广州市政府和国有单位建成入住的经适房(含解困房、安居房)有34500套,其中政府组织建设29套,单位负责建设和分配4911套。


欧美也有1/3居民租房住


《报告》还分析指出,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低收入水平家庭不拥有产权房,且一些中等收入乃至高收入水平家庭也不拥有产权房,比如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居民的住房自有率都在70%或以下,这说明这些国家至少有1/3的居民居住在租赁房屋中。而香港是国际上公认的实行住房保障较为成功的地区,其住房自有率也只有53%,瑞典、德国的居民住房自有率都在50%以下,瑞士居民的住房自有率则仅为31%。


所以,负责《报告》这一部分撰写的专家刘祖云指出:中国城市住房保障的目标应该是保障“有房住”,而不是保障“有房产”。与此相适应,中国城市住房保障的主要任务或当务之急,应该是大力发展不同档次和不同类型的公共租赁住房。


【关于环境】


珠三角环境主体呈好转趋势


经济的发展,与能源环境息息相关。《报告》指出,2011年,在珠三角内部,以吨标准煤/万元为单位,每万元GDP消耗标准煤最低的是深圳,数据是0.47,珠海为0.5,广州为0.53。这一年中,能耗指标下降最明显的是广州,下降幅度达到4.91%。


2013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环境保护署与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共同发布的粤港珠三角区域空气监控网络2012年检测结果报告,与监控网络启动的2006年相比,2012年记录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的年均值分别下降了62%、17%和24%,而区域空气质量指数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水平的全年日数占比亦由2006年的68%,增至2012年的84%。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表示,珠三角环境主体呈现好转的发展趋势已是共识。


【关于消费】


广州居民消费支出高于深圳


数据显示,2011年,广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438元,深圳为36505元,但广州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明显高于深圳,广州居民2011年人均消费支出为28209元,而深圳仅为24080元,同时广州消费占比(指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稳定在0.8左右,而深圳消费占比稳定下降,2011年为0.66。


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报告》指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各地人口年龄结构不同,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高的地方,居民总体而言在健康、医疗等方面支出一般会更多。而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广州的老年人口比重明显高于深圳、东莞。《报告》还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越多人买书,社会越幸福。《报告》称,珠三角应从重视投资驱动转向更加重视消费的作用,以及消费与民众幸福的关系。而在重视消费支出和消费水平的同时,专家称不同的消费内容和消费方式,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非常不同。“例如,炫耀性消费可能增加了少数人的福祉或者幸福感,但可能给许多人带来幸福感的降低,居民消费支出中,社会攀比度大的商品比重越高,消费支出增加所带来的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幅度就越小;反之,居民消费中社会攀比度小的商品(比如书籍)比重越高,我们认为这样的消费方式就越文雅,给社会带来的幸福就越多,并且更能持久。”


新生代农民工74.5%未婚


《报告》指出,目前珠三角农民工中,80后新生代占总数的64%。其中女性占50.2%。专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未婚、受教育程度较高、务农经历缺乏等特点。


珠三角农民工80后占六成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其中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5072万人,约占全国农民工总数的五分之一。中山大学城市与社会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占64%,平均年龄24岁。而老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是40岁。同时数据也显示,41岁及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从2006年的8.9%上升到2010年的14.9%。尽管每年农村新增劳动力主要会加入到农民工的行列中,但农民工年龄结构的变化,也说明农民工的“无限供给”状况在改变。


从数据来看,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达到50.2%。而老一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仅为35%。


此外,新生代农民工还具有未婚、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务农经历缺乏等特点。调查发现,有74.5%的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结婚。这意味着,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重要问题,需要受到更多政策上的关注。


“长见识”比赚钱更重要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动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调查表明,83.6%的老一代农民工表示外出务工的主要动机为“赚更多的钱”。而在新一代农民工中,78.7%的人表示“想出来学技术、长见识”。


调查显示,2010年珠三角有近60%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业,有15.56%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港澳台外资企业就业。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规模较大的企业就业。


名词解释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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